日本公开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一出笼，就受到日本国内外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和批判。为了推卸政治责任，日本政府一再声称日本是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在教科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政府不好干预。
政府对教科书内容真的没有发言权吗？事实是日本宪法有关教科书的部分明确规定，“图书需经文部大臣检定后，才具有在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的资格。发行者还需接受文部大臣咨询机构教课用图书检定调查审议会的咨询。审议会进行答辩后，文部大臣再根据答辩结果进行检定。”由此可见，政府不但可以对教科书进行检定，而且具有最终决定权。事实上，这次新历史教科书中有137处应文部科学省要求做了修改，难道这不是“干预”！
在新历史教科书送审稿中，有一段关于“侵略”定义解释的文字，编撰者的原意是，英文中的“侵略”译成日语时应为“先攻”或“侵攻”，但日文中一直把它译为“侵略”。“侵略”的含义是“侵入之后进行掠夺”，与“强盗”相近。特别是在东京审判中，由于译成了“侵略”，结果给人留下了日本干了强盗行为的事的印象。编撰者之所以要大写特写这段文字，是想说明日本当年发动的是“自卫战争”，不是“侵略”和“强盗”。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种贼喊捉贼的辩解只会越抹越黑。审查委员们看出了问题，这段文字被以“学生处于发育阶段，学问过深，难以理解”为由，全部删掉了。可见，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能不能干预，而在于政府是以什么样的政治标准进行干预。
日本屡次发生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这固然有其社会土壤，但日本政府在正视历史时的暧昧和纵容态度，更对其起着保护伞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后，美国没有要求日本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不但军国主义思想及“皇国史观”等余毒被保存下来，而且像岸信介之流的一批战犯还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在以后的发展中，政府不是积极引导国民以史为鉴，与军国主义彻底诀别，反而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驱使和反对“自虐史观”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美化侵略战争，公然为军国主义张目。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两次发生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这次是第三次。不同的是，这次修改后的教科书对侵略战争的美化程度更加离谱。战后，日本有两届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联想到每年“8·15”期间日本政治家们争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盛况，以及他们经常在战争问题上的“失言”或“狂言”，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第三次教科书事件了。可以说，这是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长期包庇纵容的结果。
据日本有关学术团体揭露，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干部于1999年1月向各教科书出版社提出，“教科书内容应力求更加平衡”，“希望改变撰写者队伍的构成”。1999年12月，一家负责出版中学用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社长被告知，“希望贵社在处理‘从军慰安妇’问题记述时取慎重态度”。另一出版社的作者也被政府官员个别告知，“希望你能对在教科书中删去‘从军慰安妇’和有关南京大屠杀等内容予以理解。”这次教科书内容出现大幅度倒退，正是来自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压力所致。
部分具有右倾思想色彩的日本政客，也在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摇旗呐喊。新书还未正式发行，一些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便分头向各地方议会和教育委员会进行游说、施压，为新书寻找出路。
由于日本经济连年低迷，政治动荡，致使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情绪抬头，青少年犯罪和家庭暴力事件急增。在这种背景下，用这种教科书教育青少年，只会将他们引入歧途。日本社民党领袖土井多贺子指出：“教科书与一般出版物不同，它不仅是严肃的学术成果，更是教育下一代的基本内容。如果文部科学省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存在严重错误的教科书放行，政府必须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政治责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告诫说，“如果再坚持用错误的观点对青少年施教的话，日本只能沦为世界孤儿。”事实证明，对日本进行“自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无视其政治责任的日本政府。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日本要想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有尊严地立足于世，只有正视历史，彻底与军国主义的过去决裂。这是历史赋予日本政治家的责任。
（本报东京4月4日电）
 |
